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
首发：7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冯源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
“草民冤枉，请青天大老爷做主哇——”
这是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镜头，如果想象古人如何打官司，这些镜头就会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但是，他们如何打官司，他们为什么打官司，他们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档案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组1.7万余卷、88万余页的“龙泉晚清民国司法档案”（以下简称“龙泉司法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基层司法档案文献，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合影。本文部分图片由浙大团队及中华书局提供
而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版人进行了一场12年的接力，到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学者指出，“龙泉司法档案”堪称是这座山城的“第三件国宝”。
“抠门”局长的宝贝
年6月，朱志伟从龙泉市委党校副校长调任市档案局（馆）的第七任局（馆）长。交接工作时，前任给了他一串钥匙。据说从年，档案局（馆）正式成立，它一直由一把手保管。
“这串钥匙是哪里的？”
前任走得匆忙没有细说，朱志伟忙着熟悉新工作，也没顾得上细问。等想起这个问题，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告诉他，那是“敌伪档案”的库房钥匙。
档案局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危房；一幢存放党委政府档案，一幢存放“敌伪档案”。
同事还告诉他，这批档案年从县法院移交过来后，就存放在那里，原封不动、乏人问津。
叫上同事，带上钥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档案的样子。
朱志伟记得，那是幢四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一楼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库房。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还装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盗栅栏门，门上挂了一只大铁锁。三四楼各有两间库房，走进其中一间库房，两人先撞了一头蜘蛛网，继而看到一副破败的景象：木柜子的门已经合不上了，铁皮箱上是厚厚一层灰。
“这些还是省档案局留给我们的，当年因为龙泉地处深山，省档案局觉得这里适合搞‘三线’建设，就把后库造在这里。后来后库撤销，文件运回杭州了，箱子柜子留给我们用。”朱志伟回忆说，而这个库房也是别人留下的——交通局的旧楼。
“曾经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没有用的就处理掉。据说，附近有个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拉了几卡车的旧档案送到温州打成了纸浆。”龙泉市现隶属于地级市的丽水，年撤县建市，历史上，丽水曾并入温州专区。
“当年专门装了一道防盗门，钥匙一直由一把手掌管，自有道理。”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的朱志伟思忖着抽出几本档案，只见字迹端正，都是繁体字竖行书写，用的多是宣纸。
“我觉得里面都是龙泉的历史，只是没有时间研究，研究出来，没准是龙泉的宝贝。但是要加快保护抢救。”
龙泉司法档案纸。本报记者冯源摄
龙泉气候湿润，食用菌是当地的著名土特产。但是这一气候却给纸质档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进馆前，60%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情况。
年10月，龙泉市档案馆新馆启用。建筑面积原本规划平方米，经过朱志伟和同事们反复争取，最终翻了一倍。时至今日，馆里的新进人员都知道，现在的硬件设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们还是会觉得“老朱局长”抠，他为了节约搬运费，硬是带着大家，在10天时间里搬运了10多万卷档案。
说起朱志伟的“抠门”，不止一件。不过，朱志伟对这批宝贝，挺大方，专门花钱订制了几千个无酸纸档案盒，把它们整理装盒，乔迁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干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游的云和县，有多个单位继续往上游搬，搬到龙泉。”
其中，还有浙江大学。年，浙大西迁，为满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需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年秋天，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为学术研究寻找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82届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寝室。”韩李敏告诉记者。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大学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征求意见。在一个座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斟酌再三后提议：人文学科往往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定适合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献整理，还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什么档案文献，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荐了好几套档案，其中也有龙泉。”韩李敏年左右带工作组去丽水，在龙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是从晚清到民国，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国少见。”
龙泉司法档案纸。本报记者冯源摄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工和退休教师来整理。“年我们就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机制，所以我也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合作’办点事。包老师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年11月20日，包伟民带着青年教师徐立望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文书档案，但是客人感觉学术价值一般。“然后我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司法档案。他看了以后，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本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别前，他告诉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时间认真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年9月27日“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研讨会代表来龙泉考察档案。
年7月，市校合作项目“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龙泉和浙大的特殊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容易。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室，门楣上是“民国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年9月，包伟民在龙泉档案馆查阅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人民政府完整接收，“文革”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年做过整理，年，龙泉县法院恢复工作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整理时，还时常发现，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的支持。年6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案裱糊中心，目前的“修旧如旧”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在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工作，对档案进行了全彩扫描。年1月，浙大历史系编研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校样。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告诉记者。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编目主要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必要的基础。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司法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偏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价值太大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正好，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过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项工作已经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司法档案”犹如一颗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约而同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法制史学者王宏治更称它是继宝剑、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年8月，浙大学生在给档案编目。
年2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核心，专业收集、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年11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年，“龙泉司法档案”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龙泉市档案馆二楼展厅展出的民国孀妇立嗣文书。本报记者冯源摄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在龙泉市档案馆二楼展厅展出的注销庚帖。本报记者冯源摄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在龙泉市档案馆二楼展厅展出的清光绪二年契约。本报记者冯源摄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记者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年5月8日，“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整理与研究”合作项目工作会议在杭州华北饭店召开。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