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年，元世祖忽必烈占领临安，宋廷投降，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具有与汉族农耕文化完全不同的游牧文明，他们在政治统治上铁腕强硬，但在文化上比中原固有的汉儒文化传统更具包容和开放精神,以瓷器领域而言，元代不仅大大拓展了海外贸易规模，为地方窑口获得发展契机，更有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交流，促进了南北技术的融合，使元代瓷器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游牧民族的色彩观念，造型观念，以及装饰理念，风俗习惯等也给瓷器艺术带来新的内容和活力。比如，元代龙泉窑中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器型，多穆壶、扁壶、高足杯、匜式盂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以下重点介绍传世器中十分罕见的龙泉窑扁壶。
扁壶一般用作盛酒器，造型别致，便于携带，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鲜明特征。目前所见元代龙泉窑扁壶有圆腹和方腹两种。
大窑扁壶瓷片
文姬归汉图
此类圆腹扁瓶也被呼为“酒鳖”，象其形而名，有皮革制者，但多见陶瓷制品。
酒鳖出现时间较长，一直到元、明、清代都有生产和使用。据任志录先生《“背峞”与“酒鳖”》（《鉴藏》年第6期）一文考证，陶瓷酒鳖分两种，一是站立型，立式酒鳖雏形可追溯至西晋越窑青瓷，其基本器形为：扁腹，圆形，扁圆圈足，直口、方口或微喇叭状，有四系和二系两种。二是躺卧型，现存早期卧式酒鳖为辽代，基本器形为：扁腹，圆形，直口或梯形口，分有系和无系，系又分背上或腹下两种，有腹下足或腹上下足。卧式酒鳖出现于辽、西夏、金。辽时还出现了完全象形的酒鳖，如辽宁辽城榆树林子公社出土酒鳖。据灵武窑发掘报告等资料显示，西夏、金代曾大量使用酒鳖。这也说明了酒鳖便于携带的器形特点，从而受到马上民族的青睐。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载范成大说燕北人（即金朝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负之”，负酒瓶者则云“背峞”。韩世忠、岳飞曾借其名，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所向披靡，勇健无比。此处之“峞”当指酒鳖。吉林省博物馆藏金代张□《文姬归汉图》、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宫素然（传）《明妃出塞图》有马上背鳖形器物的随从画面，当为酒鳖无疑。又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御教仪卫次第”条目中罗列的军中器物有“酒鳖子大、小”一项。此三处为同时代文献，可以互证酒鳖为马上用具的使用情形，且酒鳖不仅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流行，在南方军队中也曾被使用。
龙泉窑扁瓶正是南方使用酒鳖的一实物证明。目前已见龙泉窑青瓷酒鳖器形非常稀少，但在龙泉大窑有相似瓷片发现。其器形花纹尺寸与本文所述酒鳖几乎一样，似为同一窑口所出，当时可能有一定的烧造量。
英大维德基金会元龙泉窑云龙纹扁壶
年北京元大都出土磁州窑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元景德镇釉里红扁壶
扁腹造型有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元龙泉窑云龙纹扁壶（高31、宽35.4cm），同时期的景德镇窑、磁州窑等都有类似烧造。
其实，以上两种扁壶都可上溯至三国西晋时的越窑，扁圆腹带足扁壶有铭文称为“土甲”，如年江苏省镇江地区金坛县白塔乡吴墓出土的“三国青釉划花鼠耳扁壶（现藏于镇江市博物馆）”，腹部刻有“紫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土甲者也”等铭文；年浙江省上虞百官镇外严村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刻划纹土甲（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底足内刻有“先姑土甲一枚”铭文。方腹扁壶有年浙江省余姚市肖东五金墩出土的“西晋青釉双系扁壶（现藏于余姚市博物馆）”；年江苏省无锡县东峰公社西晋永兴二年（年）墓出土的“青釉扁方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等。由此可见，龙泉窑扁壶虽说是受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而来的特殊器型，但并不单纯是受某一民族主导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化长期相互交流与融合基础上的。
不妨再和高足杯作个比较，龙泉窑扁壶和高足杯同属于酒器，均源自蒙古族生活习俗，元代龙泉窑高足杯数量庞大，明代亦盛而不衰，而龙泉窑扁壶不仅传世器罕见，即使相关瓷片标本都不好找，这说明什么呢？一种造型不管源自什么文化习俗，最终都是要落到“用”上，适用性强，群众基础广泛，生命力就强大，反之，则处于局限、非主流状态，当然，这样的器物在今天则颇有些“物以稀为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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