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家的族谱中，常见到其祖辈的名讳，在某一时间段内多以“郎名”名之的情况。这些“郎名”五花八门，如千八郎、念一郎、小九郎、记郎、东郎、四七郎、五十二郎、宏三、闰七、小八、五八、七十、九三等，不胜枚举。
为了便于研究这些杂乱的郎名，从众多的郎名中选出“念一郎”作为研究郎名结构的一个标准。与“念一郎”同样结构的郎名，诸如千四郎、仕八郎、俊三郎、暂八郎、荣八郎、小九郎等。
“念一郎”的郎名结构除前为姓氏外，下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最前而冠以的汉字“念”，中间部分是一组数字，最后通以“郎”字结尾。
第一部分除冠以“念”字外，还有：大、小、仲、孟、福、乾、开、闰、宏、甲、胜、仕、宗、忠、亿、千、百、正、荣、都等汉字。这些汉字按其含义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表示顺序的，如大、小、仲、孟、伯、甲、念、正、亿、千、百、开、都。
二类表示方位的，如宗、荣。
三类意义不明，如闰、宏、仕、忠、胜。
郎名前冠以的汉字，究竟表示什么呢？
根据《汉州张氏族谱》记载：十五世祖仔受有六子，其长子福兴的郎名为“伯一郎”，次子福旺的郎名为“仲二郎”。由此推测仔受公其子郎名前所冠的汉字是以“伯、仲、叔、季……”来安排这支张姓六子的次第。
如果表示班辈，但福旺的长子郎名却又是“伯三郎”，次子德寿郎名为“大四郎”，第三子郎名为“十八郎”。“伯三郎”与其伯父“伯一郎”的郎名冠以的汉字均为“伯”字，似乎这个冠以的汉字又不表示班辈，好象表示次第的意思。但福兴伯一郎的大弟又以“大”字冠其郎名。
这种通过冠以汉字即要表示班辈又要表示次第的情况确实容易造成混淆。后来到了廿三世一举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生有十一子，“俱以千字为排行，其第十子千十郎，即我南靖汝水坑第一世祖也”。这里明白无误地将郎名前的冠以的汉字确定为“排行”。
这种情况在很多族谱中常有出现。
仁寿《刘氏宗谱》载，刘齐贤为其子取的郎名还易混淆，到了其孙辈刘光时，刘光有四子，长都大郎，次都二郎、三都四郎、四都八郎。都八郎生二子，长正三郎，次正四郎。刘正二郎生四子，长乾六郎，次乾七郎，三乾八郎，四乾九郎。乾七郎生子三，长荣一郎、次荣三郎、三荣八郎。
“都、正、乾、荣”四字表示了连续四代排行。由于历史的总总原因，各类族谱对祖辈的郎名记载不甚完整，是不是所有的客家人对取郎名冠以的汉字是否仅指为是排行，不是很清楚，但郎名前冠以的汉字为排行应是主流。
郎名的末尾用“郎”字很好理解，它是性别的表示，这与同时期女性名尾用“娘”字一样。当然女性名尾还有用“姐”字的，如“张白一姐、罗十六姐”（圣灯乡《钟氏族谱》）。
郎名中间的数字又表示什么呢？
仁寿《刘氏宗谱》提到“十二郎巨汉公生四子，刘念一郎、刘念二郎、刘念三郎、刘念四郎”，这里的数字明显表示同胞兄弟之间次第（次第有的地方单用“行”字表示，即平时所说：“你是兄弟之间行几。”与排行的行字有所区别）。
但有的同胞兄弟之间郎名的数字令人费解。如“九郎即二世祖，生二子，长五十三郎，次九十五郎”（龙泉区山泉《万氏族谱》）。如果这里以“五”字为排行，那么次子却为九十五郎，五十三、九十五如果是同胞兄弟的次第，对于一般老百姓一户人家来说，一对夫妻是不可能生育近百名子女的。
为什么次第会出现这么大的数字呢？简阳《钟氏族谱》中记载：“壹百一世志迏公，子三，念一、念二、念三。一谱当有念四、念五二公，详考他谱另是一派”。这里说明次第出现大数字的情况应是在同一祠堂，同一大家族（居住同一地区）中，同辈的所有堂兄弟，按出生先后统一编排次第。
郎名中出现大数字就有很好解释的了。
有的郎名中的数字会使人迷惑，华阳《李氏族谱》中提到始祖火德公有三子，分别为三一郎（年生）、三二郎、三三郎（年生）。似乎是在同一大家族中，这十年中只有火德公一户在生育子女，而其他房并未有生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在龙泉同安《江氏族谱》中找到答案，谱中记载：四七郎公生三子，长考六一郎公、行一、次考六二郎公，行二、三考六三郎公，行三。可见这里的“六”字是排行，以后的数字是次第。火德公三个儿子郎名中的“三”字也应是排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郎名中第一部份多表示家庭中的次序。第二部份表示家族或家庭中的次序。
郎名在使用中不一定要标准的完整的三部分。
一是不提冠以的汉字。如前面提到的刘光生四子，长都大郎，次都二郎、三都三郎、四都四郎。而在其他同宗谱中只有“都大郎”提了“都”，而后三子郎名均省去“都”字。
二是以汉字代替中间次第，如龙泉区山泉《万氏族谱》中说：“小九郎，妣陈氏，生三子，长日郎、次辰郎、三赵郎”。
三是省去“郎”字。仁寿《刘氏宗谱》说“祖考刘四乾九”。另一同宗族谱就加了“郎”字，为“乾九郎”。
四是有的只提中间次第。三台县《陈氏族谱》称其始祖“陈公讳五八，二代陈公讳七十、三代陈公讳七八、四代陈公讳九三”。
客家人为什么要在正名、字、号之外要取郎名？
中国传统的汉族家庭中，其实常以某郎称其子，唐玄宗昵称“三郎”，唐代的刘禹锡是刘姓客家人先祖之一，字梦得。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刘二十八”，应是“刘二十八郎”或是“刘念八郎”，“二十八”是同宗堂兄弟的排行。
宋代的杨家将，杨业的八个儿子不仅有正名，都以郎名著世，引得一般人反而记不住正名了。水浒里有拼命三郎、武大郎、武二郎。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笔者在工作中拜访一位家长，提到学生姓名时，其母竟不知是第几子，只得向其长子，“XXX是老几（“老几”即是第几子）。由于兄弟之间次第比正名易于记住，故民间多以次第称呼其人，如张老三、李老四、王老五等。
客家人取郎名除了依据上面所谈到的情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客家人先祖初到之处，为民族地区。在这个民族地区居住的是畬族和瑶族（据专家考证，畬、瑶同祖，习俗大同小异）。
由于汉人的“侵入”，干挠了畬，瑶人较平静的生活，又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初期常常了起冲突，但这种冲突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是可调和的，而后者不可调解的，因而，客家人在此定居下来的矛盾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数代人的交往，双方友情增进。
在简阳西河场《薛氏族谱》中发现了一段话“九世祖用康公，卒葬祖处，潮州海阳县庵婆畬祖坟侧边”。按照汉族一般常规会写“卒葬祖处”为止，最多不外乎有加上“癸山丁向”之类的字样，这是却明明白白写到用康祖葬于“畬祖坟侧边”。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畬祖坟侧边是绝不允许外人同葬，同样汉族人也不愿将自己的故人埋于外人祖坟处，更何况是异族。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薛氏族人与畬族人如果没有血源关系，至少也证明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程度之深。
元初一个叫陈大举的福建漳州汉族人，率畬族人反抗元朝统治，这说明两族人可以达到生死之交的程度。畬人想借汉人的文化和头脑，汉人依借畬人的多方庇护，两族之间虽然时有冲突发生，但平和相处成其关系的主流。
为了适应各种交往，客家人也一反汉族通常取名的方法。结合畬族人习惯给子孙取郎名。加上汉族本身也有将“郎”字用于昵称或小名这种习俗，也就丝毫没有辱没祖宗之意了。
客家人在特殊的环境中，在取郎名有利于生存的条件下，将郎名升格到与正名同等的地位，并逐渐创新为完整的三部分，在使用中又多样化，这不能不说这又是客家人标新立异之一例。
关于郎名的几个问题
1、“自宋季至元代，名字多称法称郎，及十百千万数目者，兄弟亦多不按照次第……兼之天下混乱，民无乐土，父子兄弟分投散居，不但叔姪兄弟误用同名同字，……”（嘉应《刘氏族谱》）。
通过对众多族谱的研究分析，实际上父子兄弟之间绝不会有“同名同字”现象，客家人对伦理及排行次第十分重视，父子，兄弟，叔伯堂姪，虽散居各地，血源亲情，老屋，宗祠，祖莹成为他们割不断的联系纽带，其辈份，次第万万不可乱。
仁寿县《刘氏族谱》中历经七、八代却没有因郎名而发生混乱的情况。如果同一地区的家族世系中出现了数个十一郎，但其家族内部或同住一地的人来说，就分得清谁是张十一郎，刘十一郎或念十一郎，仲十一郎等，何况大多数取郎名时，仍然取了正名，字和号以示区分。
简阳《钟氏族谱》九十三世义相公生三子，毡，壁，堂，未记录了三人取有郎名，而梅县松口《钟氏族谱》就记录了“钟公三十郎，讳毡”。对外人来说，只知某人为三七郎，三郎，而不知其根底。数代之后，其后人也难分清了。
客家人中，以大家族统一取郎名时，多会出现“九十三郎”等次序，这叫“大排行”。而仅在家庭中的次序叫“小排行”，这时数字较小。
取郎名对于当时客家人来说，还有利于避开仇家，更多地取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2、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仁寿东林乡《刘氏族谱》中就记录了，“祖考刘齐贤，宋氏所生七子，皆称郎。六郎生九子，长称六十一郎，次称六十二郎，三称八十三郎，皆荣贵，悉居朝内。四思汉，五全汉，六朝汉，七仰汉，八复汉，九兴汉，六人皆巨富”。前三子当官又发财，不能不说与使用郎名毫无关系。
形成对照的是后六子的正名，明显带有反对当时统治者色彩（可能都有郎名），因而只能成“巨富”，并且“富贵莫能俦”。不过也易受害，后受县主害而“族人各散四方”。
《李氏龙泉新谱》也记载了祖辈一个叫李敏的人，此人为元朝人，有正名，也有字和号，受平章千户镇之职。不知什么原因去职，只得举家迁广东惠州循州，之后“复主县城，复迁玉茶塘”。李敏去职，复职的原因大概给“后改名李百八郎”有一点关系吧。
仁寿东林乡《刘氏族谱》还记录一个名叫刘七郎的人，生于元未，见天下英雄并起，各相据夺胡元，乃更名天从，倡聚义兵欲霸四方。以上三例可见客家人称郎称法名是相当灵活的，可进可退，择机而行。
3、众多的族谱中，目前发现最早记录客家使用取郎名的时间唐玄宗时期（新都区石板滩《廖氏族谱》十八页）。最后使用郎名的时间在明朝中叶（龙泉驿区西河《朱氏族谱》四十四页，广汉《张氏族谱》卷二，七页）。使用郎名最密集的时间在南宋至元朝这一时期。
从开幕到高潮乃至落幕，客家人使用郎名的时间大约经历了近八百年，明代中叶以后，客家人大多再也不用给子孙取郎名了。其原因大概是：1）、居于赣、粤、闽客家地区的汉、畲、瑶基本上融合，社会经济文化趋于一统。客家生存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2）、宗教信仰已不再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民众的主要工具了。
正如罗香林先生说：“任何人群因生存，便有种种需要，而此种需要的事物，又视其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能老是一样，故一时有一时的特殊需要，一地有一地特殊的需要，时机未到，则需要不起，时过境迁，则需要立异”《客家研究导论》第23页）。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取“郎名”是客家人一时需要，时过境迁就不再需要了。取郎名应看成是客家人的一时风气，而不是客家的一种习俗。
（作者：华容君。原载《四川客家通讯》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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